法国汉学和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
世界正在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也引起一种思考:此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创新思维和开放战略的全球意义。当此之际,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述与对中国经验的深入分析十分重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 的著作大全《汪德迈全集》,用了70余年的时间研究与写作,展示了法国汉学系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最新进程。其中近期出版的经典著作《新汉文化圈》,是汪德迈三十年前对众所关注的亚太地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精辟研究,对今天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了可资参考的理论意见。2022年12月18日,“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巴黎、根特三地线上召开,会议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青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国和比利时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中欧博士研究生,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的会员学者50余人参加。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与会。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教授主持会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高级编审、《汪德迈全集》责任编辑郭银星博士介绍了十四五规划项目《汪德迈全集》的出版价值与工作进展。《汪德迈全集》,包括其代表作《新汉文化圈》,反映了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从跨文化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当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展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关注。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系主任、特级教授金丝燕强调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在今天的意义,谈到,汪德迈预言:“从文化上看,一种与西方相媲美的文明将伴随着新汉文化圈的出现屹立于世,它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成就上与西方鼎足而立,但所依据的价值体系、社会意识、世界观念则独具特点。与300年来西方独尊地位所创造的神话相反,发达与西化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汉文化也许是世界上最难渗入的非西方文化,我们对此并无充分准备,而且,从汉文化世界而来的接近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忘记了还需要努力开辟通向他们的道路”。他认为,汉文化圈的实力将必不可免地导致整个世界引力中心的转移,这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必须行动起来。明天将不再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而是一个发达的第三世界;后天也许就是世界的一半成了非西方的。仅仅作某种对话姿态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研究法国汉学传统与汪德迈中国学思想的关系。他提出,上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数万卷年代从南北朝到北宋时期的写卷及各类文物,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写卷和文物中很重要,数量也很大的一部分,被法国伯希和带回法国,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今天最重要的特藏之一。伯希和回到法国后,自己为这些写卷编过目录。伯希和目录是了解这批写卷的最重要的基础。目录中汉文写卷的第一号,即P. 2001号,抄写的是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伯希和把这份写卷排在他的目录的第一位置,就是出自法国东方学研究传统的训练,他的师辈沙畹,还有汪德迈的老师戴密微等,都是法国汉学史上最重要的汉学家,他们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做出了历史贡献。在文明互鉴中,了解各国学术传统,增进彼此沟通,是必经之途,这有助于对世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成就。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主要讨论季羡林先生的大东方学观与汪德迈《新汉文化圈》的联系。他谈到,在 30多年前,在《新汉文化圈》中文版的初版问世后,季羡林、周一良、庞朴在联名撰写的《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今天我们重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不仅是吸收前辈的学术智慧,更要继承前辈的宽阔的胸襟和超越的视野。我们要通过现实努力,让更多的人明白,文明差异不等于文化冲突,文明之间的歧见也可以被包容与共利所超越。历史发展的巨轮既是语言、技术、发明、创造等因素所驱动,也由人类文化交流所支持。我们倡导以跨文化共荣共存的心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必将为全球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一起向未来”才是我们的永恒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原主任暨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院长李国英教授认为,汉字是国际性的文字,在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研究中反复强调汉字的作用。汉字除了在它的发源中国使用外,还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一种通用文字,汉文成为东亚各国官方规范的书面语言,由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作者写作的汉文文献是汉文典籍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伴着东亚各国语言文字民族化的进程,汉字早已不在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但汉字及其负载的文化成了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东亚国家文化的血脉,这种文化还成为东亚经济腾飞的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认为,汪德迈的研究目标是高远的,又是务实的,其研究方法是法式的,又是跨文化的。历史以来,在东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谷壑,如果身处一侧,仅凭遥望,仅仅站在自己的文化一端看对方,不免会生出臆断当今世界在全球化,但是,东西之间的谷壑还十分艰巨。汪德迈现在跨越东西谷壑,亲临中国,面向西方,大声说出“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的《汪德迈全集》显示了一个法国大智者跨越东西文化谷壑的勇气、勤奋、坚定、行动及其这样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而获得的巨大成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系主任史阳副教授认为,《新汉文化圈》的研究涉及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有助于我们跨越不同文化的疆域,深入到多元文化中了解其精神信仰、社会结构和物质生活,也了解其历史文化在现代变迁中的作用。菲律宾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个文化圈的影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具有鲜明本土性、地方性特征的文化形态。菲律宾各民族创造了英雄史诗百余部,是从事跨文化研究有效的研究对象,可由此洞察菲律宾各民族的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伦理道德和精神创造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远讨论《新汉文化圈》中谈到的中印文化圈,提出,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既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在诸文化圈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印度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古印度文化圈一度以佛教征服世界,也曾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古印度文化圈为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新汉文化圈也曾裨益印度,让梵文三藏在汉文三藏中重生,让印度历史在汉文史料中再现。汉文化圈容纳了古代印度,这对了解当代东亚国家的聚合力也有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提出,在世界环境中扩大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汪德迈的学说及其研究方法中得到一定启示。在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中,“文化”与“传统”是一对联系十分密切的概念。汪德迈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即汉文化圈的生命力很强,正是因为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文”的文化,而不是“武”文化或“商”文化。儒学思想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儒学思想所衍生的儒政、儒文、儒武、儒商观念,在中国与周边亚太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和教育中长期渗透,形成区域社会认同。汪德迈提出,一些西方著作批评儒学阻碍了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表层,他们不了解汉文化圈的深层儒学整体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商”的文化,但中国儒家重视非物质文化的思想传统,能把“商”的发展放在可控制的和谐社会关系之内和互相尊重的伦理道德约束之内,这就使中国和周边亚太国家的经济概念与西方的经济概念有本质上的不同。汪德迈批评美国官方统计对亚太经济持双标态度给西方造成了误解。他认为,站在当代立场看汉文化圈,文化与经济也不矛盾,上世纪70-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证明。汪德迈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充分肯定,反复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比利时根特大学巴得胜(Bart Dessein) 教授认为,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要从跨文化中找到解决办法。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和《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等著作中都提到,中国自先秦起就有很多概念与“和谐”的概念有关。汪德迈还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不能离开汉字,汉字的思想可以溯源至甲骨文,甲骨文就是讲社会治理的。社会治理就是梳理社会秩序。儒家还讲社会安全,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要统一安排。全球化的社会也应该重新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秩序。汪德迈是一位非常好的汉学家,他熟读中文典籍,掌握汉字精髓,领悟中国文化的“文心”,这使他的研究对欧洲读者具有说服力。他提出的很多研究观点与方法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教授提出,汪德迈的跨文化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有很多启示,当前中国跨文化学需要处理以下方面问题: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点上重新总结百余年来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跨文化汇通历程,二是着力发掘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跨文化汇通经验及其遗产,三是参酌国外跨文化汇通及跨文化学中的优秀成果,四是关键是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新需要出发,提出并探讨当前需要处理的跨文化学课题,特别是其中的跨文化学的中国品格问题。今天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的长期涵濡的产物。由此考察跨文化学的中国品格,意味着中国式跨文化学早已形成一种传统:我者习惯于在与他者的接触中逐步浸润和吸纳其优质成分而自我更生,跨文化学的中国品格则集中体现为我他涵濡,其要点包括以他存我、以他观我、以他利我、借他更生、我他异和等。在当前,更应当重视的是增强自我主见。应当像鲁迅说的那样去“挣得地位”。
与会中外学者纷纷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研究是一个大题目,还要继续加强研究,第二期国际研讨会将在近期召开。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参会者截屏(2022年12月18日)
本会前举行了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成立仪式。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主持仪式并讲话,指出:“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创院名誉院长冯友兰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书院树起一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旗帜。这面旗帜本身蕴含了文化理解中的跨文化因子,所以我们在今天建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就是跨文化研究分院”。
汪德迈先生曾于九十年代应中国文化书院的邀请到北京大学讲学,与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和我国跨文化研究事业的开拓者乐黛云教授夫妇结下学术友谊。汤先生两度为《新汉文化圈》撰写《后记》,谈到“古老的汉文化是否还能适应我们今天重振中华,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它究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还是一副因袭的重担?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长期生活在汉文化诸域,并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对汉文化的研究上。《新汉文化圈》一书,便是其生活体验和学术心得的浓缩”。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乐黛云先生发来视频致辞:“祝贺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成立!祝跨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业行稳致远!”
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藏》副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发来致辞:“中国文化书院是最早开展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单位之一,书院成立跨文化研究分院意义重大,我相信在众多单位的合作下,一定会使我国跨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衷心祝愿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越办越好!”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苑天舒,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分别做了致辞。
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
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由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捐赠与北师大共建。研究院与北大、清华、南大、中大密切合作,同时与国际一流高校法、英、美、意、比、德、日等同行合作,历时6年,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成功举办北师大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8届,出版“跨文化研究”丛书116种,出版“教育援青”人文科学基础建设丛书20种,获国务院新闻办网站对外发布支持,获北京市哲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一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优秀图书特殊贡献奖”、“优秀人文图书”奖、“好书荐读”、“中国好书榜”和法兰西金棕榈奖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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