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 新时代民族文化教育的价值负载、素养框架与实施建议
发布时间：202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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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瑞常/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满天星民族文化传播公益基金专家委员；
孙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满天星民族文化传播公益基金执行主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VAA180001）研究成果
从社会价值来看，新时代民族文化教育应服务于促进民族团结、世界和平，以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个体价值来讲，应助力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新时代民族文化教育能且应当培养学生三层次六方面的素养：一是认知-经验层面的文化见识；二是对各种民族文化的情感和态度，包括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他民族异文化的包容；三是能力与行动层面的文化审辩、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与文化交流技能。学校开展民族文化教育应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但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阐明这些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联；要注重挖掘民族文化的精神标识、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要与整个学校育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单搞一套”。
近年来，尤其是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后，各级学校日益重视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文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开展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本文探讨了新时代我国民族文化教育的价值负载，尝试构建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素养框架，并提出几点实施建议。
“新时代”这个定语一是强调我们如今是在一个现代社会去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不能为传统而传统，也不能就民族讲民族，而是要赋予“老文化”以“新生命”，赋予“民族文化”以“超民族意义”；二是强调我们的民族文化教育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全局视野，与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总体方向保持一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它的《组织法》序言中写道：“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纵观历史，人类的战争都是为了利益争夺，还有大量冲突源自愚昧无知引起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互不信任，以及缺乏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9年发布的世界报告《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中提出，“文化扫盲”现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生命线，它是与培养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同样重要的一种新型扫盲工作，是超越“各种各样愚昧碰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可以把它视为年轻人为其人生征途获取的集世界观、处世态度和各种能力为一体的万用工具包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不仅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56个民族牢固的精神纽带。新时代民族文化教育除了要帮助各族学生了解他们自己族群的特色文化，还要让他们接触其他兄弟族群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礼俗禁忌等方面的知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作用。而且，这种通过“文化扫盲”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承认和尊重文化差异的种子的努力，对于帮助他们发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并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正面价值，消除对文化上与众不同人群的偏见，提高对与种族主义和歧视作斗争的自觉性，以至日后为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也有着深远意义。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正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以一国的文化吸引力塑造和维护自身“世界领袖”地位的冷战思维软实力概念不同，我国所讲的“文化软实力”虽然本质上也是一种以“文化吸引”为手段的国力，但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明确的，我国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目的在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我们认为，新时代民族文化教育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是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承和保存功能，以保证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这是建设文化强国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作。除了以民族精神“铸民族魂”，许多濒临失传的传统民族技艺同样可以通过民族文化教育去培养传承者和欣赏者。二是培养学生为人类文化多样性贡献中国力量，为世界的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能力。例如培养学生对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能力，总结“中国经验”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的能力，从事文化创作、创新和产业转化的能力等。
经合组织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于2017年发布《PISA全球胜任力框架》以来，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成为教育学界的一个新话题。《PISA全球胜任力框架》将全球胜任力定义为分析当地、全球和跨文化问题，理解并欣赏不同的观点和世界观，能有效与他人互动并相互尊重，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我国，清华大学于2016 年7 月发布的《清华大学全球战略》将全球胜任力界定为在国际与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处的能力。比较而言，前一种定义尝试列举全球胜任力更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后者更加强调的是应用情境。还有学者提出，全球胜任力与“21世纪核心技能”有相当大的交集，都是强调那些不能轻易被计算机所取代的复杂的、非定式的高阶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地域和文化观念，后者强调的是未来时间概念。
尽管关于全球胜任力的确切概念界定众说纷纭，但“文化素养”被普遍视作全球胜任力的一个关键维度。例如要求知识上能通晓不同文化，态度上能尊重文化差异，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友好互动、交流和合作的技能等。而且有学者认为，全球胜任力中非常核心和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要具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而要具有这样的心态，必须要有足够自信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清华大学的全球胜任力模型也要求能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与价值观，理解文化对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在跨文化环境中自信得体地表达观点，并通过不断自我审视来提升自我。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教育显然也可以在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纲要》提出，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讲究因地制宜，但基于上述价值负载的新时代民族文化教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方面应殊途同归。为此，我们在借鉴经合组织的全球胜任力框架、清华大学的全球胜任力模型、《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的“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民族文化教育素养框架（见图1
）。
民族文化教育的最表层，同时也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让学生对各种民族文化有基本的认知，解决的是一个“知识面”的问题。这是实现民族文化教育其他“高阶功能”的前提。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将“文化理解”作为其文化维度素养的基础，并定义为对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不同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及其相互影响的体验、认知和反思。这与我们所讲的“文化见识”非常相近。我们认为，“理解”与“了解”虽然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understanding”，但文化理解绝不仅是认知层面“搞明白”，而且隐含了态度上的“宽容”，尤其是在谈对于异文化的理解时，从了解到理解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从层次结构来讲，我们倾向于认为民族文化教育的素养框架在第一层次应该是认知—经验层面的文化见识，即学生有关于各种民族文化基本事实的认识、了解和体验。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见识时，我们既需要让他们认识、了解和体验本民族文化、当地文化，也需要让他们认识、了解和体验一定的兄弟民族文化、外地文化；内容既包括各民族在饮食、衣着、建筑等方面的物质文化，也包括在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伦理、宗教、风俗、节日等方面的精神文化。
民族文化教育素养框架的第二个层次应是对各种民族文化的情感和态度。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二是对他民族异文化的包容。按照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的界定，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对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审美取向、思维方式、道德伦理、行为或风俗习惯等的认可和接纳，与个人的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具有相对稳定和不可选择的特点所不同的是，文化认同具有可变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这提醒我们，学生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意味着能自然建立起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而需要有意识地去引导。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华民族内部，我们必须增大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文化交叠成分，保证学生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大于对族群的文化认同。所以我们在通过民族文化教育塑造学生的文化认同时，除了族群身份认同，还必须让学生清晰地建立起同为中国人、中华儿女的“大民族”共同身份。
文化包容既是中华文化自身的优良传统，也是全球胜任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包容简言之就是容忍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及其平等价值。包容并不等于认同，而重在“理解万岁”；也不是“是非不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前提是“美美”，而不是纵容丑的文化、恶的文化横行以至于伤及美的文化、善的文化。此外，文化多样性的内涵不仅在于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在于承认不同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及其相互之间可共生、可共容、可共荣和可共融的特性。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借鉴了中国道家的“太极”中的“相生相克”思想来表达文化认同与文化包容，或是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认同在塑造“我们”的共同身份的同时，也在划清“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文化界限；另一方面，文化包容的前提是承认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尤其是同为中华民族的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之间是在不断交融的，而包容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换成了认同。
（三）能力-行动层面：文化审辩、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与文化交流
民族文化教育素养框架的第三个层次上升到能力与行动。我们划分了文化审辩、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与文化交流四个方面。它们属于民族文化教育的“高阶成果”。
文化审辩是审辩思维在处理文化问题时的体现。审辩思维对应的英文是“Critical Thinking”，原意是指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目前学界对这个概念更常见的译法可能是批判性思维。在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中，“Critical Thinking”被定义为一个主动的、经过审慎考虑并利用知识、证据来评估和判断其假设的过程，包括对自己及他人思维的分析和评估，并选择了“审辨思维”这个译法。我们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一方面，“批判”容易让人产生“否定”的错觉，但“critical thinking”未必一定要“否定”。另一方面，“审辩”源自《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尤其是指其中的审问、慎思、明辨三个环节，这使“critical thinking”这个舶来品概念实现了中国化，且获得了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我们就此衍生出的作为一种素养的文化审辩概念，指的是基于证据、逻辑，对各种民族文化中的是非、善恶、美丑等价值性问题作出独立研判的意识和能力，是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审美观的一种反映。学生只有具有良好的文化审辩素养，才能对各种民族文化做到“扬弃”。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我们将文化传承作为一种实践层面的素养，赋予其两层含义。一是对优秀民族精神的内化与践行，如《纲要》中所强调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二是身体力行地承担起保护、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例如参加各种形式的民族文化公益活动。如果说文化传承是对已有文化的再生产，那么文化创新就是生产新的文化，二者都是保证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生长”，是一个不断赋予民族文化以新鲜血液和生命力的过程。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学生两方面的文化创新素养：一是对民族文化内容的创新，如对民族文化时代价值的挖掘，对不符合时代需要的腐朽成分的改造等；二是对民族文化表达方式乃至产业转化的创新。
比较发现，无论是学界研究成果还是国家及国际组织政策文件中所提出的全球胜任力、21世纪技能等相关概念，几乎都将交流（或是沟通）能力视作关键性的素养。在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中，它被视作“发生在人际之间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或其他表达形式，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换，传递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并获取理解和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交流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道如何把词写进句子只是交流的开始；说话者还必须熟悉各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以知道何时在适当时机结合语境发出话语。在我们提出的民族文化教育素养框架中，文化交流这个概念被赋予了两重彼此相关的含义。一是跨文化交流的素养，可以理解为与具有异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得体交流的能力。“有效”关注的是对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跨文化转换，通俗地讲就是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得体”强调的则是情感上的文化关照，通俗地讲就是用对方能听得“舒适”的语言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促进学生与不同文化族群的人进行有效、得体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更大范围的跨文化背景来讲，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必要。而且，跨文化对话是和平解决文化冲突的重要工具，也是培养和平文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无论是跨国谈判、合作，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还是维护世界和平，都需要我们的学生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流素养。二是交流文化的素养，可以理解为在跨文化的情境下开展文化传播活动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跨文化情境下的文化传播活动，既包括向自己所在文化群体引进外来文化，也包括向他文化群体传播自己所在文化群体的文化。不难理解，跨文化交流的素养是交流文化的素养的基础，而培养我们年轻一代交流文化的素养对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及其自身全球胜任力均有重要意义。
最后，我们对学校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提出三点实施建议。
第一，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但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阐明这些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联。习近平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中华民族各族群都有着自己的起源与传统，并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特色文化，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璀璨、优秀的文化传统值得传承、发扬和其他民族学习。我们在开发民族文化教育课程时，应用好当地民族文化资源，但在教育教学中要警惕夸大各族群文化、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忽视同为中华文化的同根同源性。习近平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教育一定要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第二，在教育内容选择上，“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在信息化时代，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自主获得有关各种民族文化的事实性资料，学校在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时应把重点放在民族情感培养、人生价值观塑造及文化品位熏陶等精神内核上，而非单纯的民族文化知识普及，更要防止落入形式主义窠臼。如今有一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让学生穿上汉服学古人“席地而坐”，摇头晃脑地读做成线装书样式的“三百千”或是“四书五经”。前些年各地炒作“高考状元”风气日盛，有些地方还搞起了“状元游街”活动，让当地的“高考状元”穿上状元袍，骑马游街，然后再到孔庙“祭孔”，美其名曰宣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将这些以形式上的“复古”等同于弘扬民族文化的做法是没有理解民族文化教育真正目的和价值的表现，不仅弘扬不了需要弘扬的东西，甚至会加深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偏见和反感。
此外，习近平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是提醒我们在选择教育内容时对民族文化传统要有“扬”有“弃”。我们现在强调民族文化教育是要将那些过去曾被“误扔”的好东西捡回来，但绝不能把“新文化运动”以来经过百余年涤荡好不容易洗去的糟粕也给捡回来。二是如《纲要》所要求的，我们应当“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既要高度重视培育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又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博采众长”。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是民族文化教育的应有之义，但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我们曾经因缺乏这种自知之明而文化自负，沉醉于“天朝上国”旧梦，故步自封，抵制一切西方文明，包括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至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步伐。近代以来，我们还是因为缺乏这种自知之明又变得文化自卑，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如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让我们重燃自信。但是，我们在克服文化自卑的同时，一定要警惕回到文化自负的老路上去，更要防止传播极端民族主义。我们应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大视野中去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第三，民族文化进校园要与整个学校育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单搞一套”，只有这样才能让民族文化教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一是要融入第一课堂。当前，“减负”是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学校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不能单纯依靠“做加法”。实际上，我们不仅可以在国家课程中的人文、艺术类课程中有机融入民族文化教育，即便是数学、科学课一样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与贡献。二是要用好第二课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学校完全可以把课后服务作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